我在不同的日子分别和这10个人进行了单独交流，让他们描述自己眼见的场景。他们都很高兴成为这样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但他们的陈述中，有两点极为相似：

    没人怀疑加吉恩说谎。也没人亲见球滚进洞。

     1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看见加吉恩的球落在了果岭上。多·巴尔勒托，加吉恩的加拿大朋友，见证了两次一杆进洞。他的证言是所有人中最可信的——或者说，唯一可信的——但即使他自己，也对那一次表示惊讶。他看见加吉恩的球落存果岭上，往后滚，然后消失了。“我们一起走过去，”他说，“然后就发现那该死的球静静躺在洞杯里。”

       那两次，科里德曼也是目击者，但她的记忆已经模糊了。第一个，她已经完全记不得了：“老天啊，对不起。”第二个：“我就记得她赢了不少钱。走上果岭，没有球，往洞里一看，球就在那。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至于科里德曼“目睹”的最后两次一杆进洞，老实说，她并没有看见。“我还没来得及做激光手术，”她暗示，5月25日那天，自己的视力不够好，“我只能看见球飞出去。看着球进洞了？没有。”

    对于7月13日的那个，她说：“我完全没有看到球的飞行路线。所以那个一杆进洞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好奇，好奇，所有人都是这样。就像科斯带斯一样，科里德曼对这些奇迹也有自己的解释。“加吉恩有这样的天赋，”她说，“她的感觉很好。听觉、视觉，反正她总能找到一杆进洞的路线。”

     我努力找寻一种合理的解释，于是，我向许多人陈述了自己的质疑。这样的话传到了加吉恩耳朵里，我知道，因为科里德曼告诉我了。

    科里德曼说：“加吉恩说你说她是骗子。”

   “我还没笨到那种地步!”我说。

  “你也许没用这个词，但你一定暗示了。她还听说，你说她在球场上安排了人，把球放进洞里。”

     “没有，没有，我只是问她：‘球是怎么进洞的?’”

      不管怎样，我和加吉恩终于面对面了。谈话很简短，但很明显，她不喜欢我的采访。我问她能否帮忙找一位在银石球场的目击者，她说：“不行。”

    “为什么?”

    “他们已经接受过采访了。”

    “但我没见过他们说的哪怕是一句话啊!”我说。

    她说：“真的，我很累了。”

     她以为科斯带斯的话能说服我。“他是头号高尔夫专家，在看见我阅读果岭、击球的方式后，就连他也相信了。”她还说，自己的公关公司将给Golf  Digest打电话，抗议我的采访一点也不职业。(后来的确有人给杂志社打了电话，以匿名身份留了言，听起来我觉得像是加吉恩的声音。)

    然后我问：“我们俩什么时候可以打一场球？”

    “你和我永远不可能坐下来的。谢谢你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我在她的网站上看见了一些的变化。对第17次一杆进洞的描述已经被删去了。除了在网站介绍里有一句话之外，17这个数字在整个网站里都遍寻不见。

    两天后，这个网站有了更多的变化。网站上公关公司的链接被删掉了。我向公司的老总发电子邮件，询问他们是否还是加吉恩的代理人。

     回信来了，不是公司的，而是加吉恩的。

     她这样写道：“你这是在骚扰。我的代理人们已经告诉我了。你肯定有点问题。”

    后来，杰奎琳·加吉恩又给我打了一次电活。那是一周之后，她躺在医院里。

     她与芭芭拉·科里德曼的关系中断了。目击证人说，科里德曼和加吉恩在家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后来，加吉恩在打给Golf Digest编辑部的留言电话中，称自己“痫病发作了”。

     8月末的那天，加吉恩躺在了医院里。我听说她从使命山俱乐部的管理层位置上下台之后，请她朋友茱迪·斯克拉福德捎了个口信，告诉她如果她想对我说什么，我会听。

     加吉恩打来了，又是电话留言。但她提出了没有一位记者愿意接受的条件：如果我想采访她，必须先向她的律师发一封传真，列出我采访过的所有人的姓名，以及他们说过的话。

    她还说：“我下面说的这句话你可以引用：太遗憾了，这简直是落井下石，我一下台，周围的一帮记者，还有我的老搭档芭芭拉·科里德曼，都开始攻击我。太让我伤心了。”

    于是我们就再也没有聊过。我倒是与茱迪·斯克拉福德聊了几句，她说加吉恩现在“已经恢复得棒极了”。我问斯克拉福德，她是否最近还要和自己的老朋友加吉恩一起打球。

  “天哪，我想应陔是吧。”

   然后她笑了：“我还希望能见她再打几个一杆进洞呢。”

编者著

Golf Digest从1952年起开始记录一杆进洞。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加吉恩的16个一杆进洞并未写进我们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