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我热爱上这项运动的父亲是对的：跟我还是小孩子时玩的冰球和橄榄球不同，高尔夫是一项我可以玩一辈子的运动。

　　这项运动把我最喜欢的两样东西结合起来了：人和竞争。我这一生中最持久的友谊都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建立起来的。我是一个非常善于自我总结自我提高的球手。9岁起我就开始和那些比我大的球童一起在肯伍德球场打球了。背着一个装了六根铁杆的小球包，我居然能打到120杆以内。球场一般只在周一早上才对球童开放，可是我还想多点打球时间，所以经常只能偷偷摸摸溜进球场。

　　在高尔夫上，一切都在变。那时候为了5根好球杆我情愿付出我的一切。而现在人们无偿地把最好的球杆送给我，世界上最好的球场也都被我尝试过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失去做球童的感觉。去年夏天，已经64岁的我又一次背起了球包，这一次我充当的是我7岁的孙子杰克的球童，他参加的是在马萨诸塞州桑卡蒂高尔夫俱乐部举办的一项青少年赛事。

　　小杰克的第一杆比我当年第一次参加比赛的表现更好。我当时是典型的球童式挥杆———握姿错误、挥杆无力、弧线难看。我很少练习，但却渴望参加比赛。在沙龙县高中时我是校队的副队长，进入马萨诸塞州大学后我也曾作为一年级新生代表参加比赛。

　　朋友们嘲笑我向每一个遇到的人讨教高尔夫经验——职业球手、球童、更衣室里素不相识的人、侍者……每一个经验都值得一试。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帮助，这些打听来的信息也就起到了作用。至于职业球手的忠告，我喜欢去找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前职业球手杰瑞·皮特曼。我会问他：“我怎样才能再打远10码？”他会这样反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你去年多大岁数？为什么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其实我是不愿意意识到年龄的问题，因为我自信可以做得更好。事情总是如此。高尔夫是一项不断激起你追求完美的运动，如果你像我那样投入，这项运动的回报相当令人激动。

　　成为通用电器的CEO给了我很多在高尔夫球场上结识别人的机会。那些聚会不光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且也造就了很多宏伟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和华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我的朋友弗兰克·鲁尼一起打球，鲁尼是梅尔维尔公司的前主席，当时他刚把他妻子的鞋业公司卖给巴菲特。我和盖茨组成搭档跟巴菲特和鲁尼那一组较量。第一洞末尾，巴菲特准备以一个推杆完成一个标准杆，这时比尔大叫一声：“啊，完了。”我很不解：“怎么了？” 比尔解释说，他和巴菲特打过赌，谁先打出一个标准杆数谁就赢一美元。我真是没想到，两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竟然会打一美元的赌而且还这么兴奋。当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们会不会为了省钱而走回会所去？

　　另一桩有趣的事是跟鲁尼有关的。多年以来他一直跟巴菲特有一个一周去上一天班的合同。我想他把这些时间都花在玩高尔夫上去了。有一次我和鲁尼玩高尔夫，他竟然打出了78杆的成绩，这个数字快赶上他的年龄了，这使我嫉妒得要命。过后我给巴菲特送去一张便条，抱怨他的雇员不好好工作只知道玩高尔夫，巴菲特很快给我回话：“第一，本公司雇员没有能像我一样打出低于80杆水平的；第二，我记忆中没有给一个叫鲁尼的人开过薪水。”

　　高尔夫甚至为我的董事会增添了一位人才。1998年，《高尔夫文摘》列出了一个CEO级高尔夫球手排行榜，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斯科特·麦尼利名列第一，而我则紧随其后。他很快向我发出了挑战：“我要证明我真的是第一。杰克，时间、地点你定，愿赌服输。”

　　我立刻接受了他的挑战，定下了日期，他主动到我所在的南塔克县来较量，在这场36洞赛中我赢了。两周后麦尼利给我送来了战利品：一个刻着“韦尔奇杯”的奖杯。一年后我在奥古斯塔球场再次在36洞赛中击败了他，保住了我的战利品。直到去年，他才在奥古斯塔的一场18洞赛把“韦尔奇杯”抢回了加利福尼亚。就在第一次击败他后，我正式邀请他加入了GE董事局，我们一起在电子商务上展开研究。

　　我是幸运的。通过和麦尼利的比赛我发现自己的技艺又在增长。之前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在高球场上“闲逛”，把18洞“磨蹭”完。直到1989年娶了简后我的球技才开始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我那时一场球可能打出10个障碍球来，但是在教她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了全面提升。比方说，我的障碍球就降到了2到3个，夺得了两次俱乐部锦标赛冠军，而在认识简之前，我通常是第一二轮就被淘汰出局。我那时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当我第一次开始教她时，我开始也第一次真正静下心来分析自己的挥杆。当我告诉简往回摆时要挥高一点时，我其实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于是我自己也开始向后猛挥，并由此开始注意分析自己的挥杆动作。而在那之前，我从没考虑过自己的动作。如今只要我准备挥出重击，我总是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