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在北京市天河监狱的铁窗里，记者见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
自2005年药监反腐风暴掀起以来，药监系统相继有多位官员落马，而郝和平是第一个获刑者。今年3月8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
5月2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一审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同期落马的另一位药监系统要害人物——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也已被提起公诉。
4月5日，59岁的郝和平从北京西城看守所进入天河监狱入监教育监区。
身穿蓝白条囚服的郝和平头发已剃光，依稀可见一片灰白的发根，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和普通囚犯不太一样。在和记者见面之前，他刚刚接受完认罪悔罪教育。
郝和平起初并不愿意接受采访，监狱警察告诉他，你已经到了人生的最低点，有什么放不开的呢？他这才不无保留地追溯起往事。
个人的价值取向有问题
对于法院的判决，郝和平表示服气，“我做过的事我认账，我认罪。”
郝和平自1980年进入国家医药管理局后，从科员开始干起，在医疗器械司相继担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职务，和医疗器械打了35年的交道，所有的行政级别他都干过。谈到医疗器械方面的业务和管理工作，他非常熟悉。
对药监系统连曝腐败案，官员接连落马，郝和平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他在职的时候设计了一套分权、分制、相互监督的系统。
医疗器械司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审批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和境外医疗器械。“每年会审批三四千份，这个工作量不算大。”郝和平说，外界传言的只批不审的说法是不实的。
同时，从受理到注册有诸多环节，最主要的是把技术审评和行政审批分开了。“管定标准的不会管检测，管检测的不会管审批，属于分阶段、分部门操作，检测、审批分离。”技术评审通过后，然后从程序上审批，在司里就有三道复核手续，最后还要主管副局长签字。
“这套程序比美国FDA还严格，制约、监督机制不是不够。”他说。
然而这样的一个分权系统仍然难以抵御药监官员接二连三的腐败，对此问题，郝和平认为，首要原因是个人的价值取向有问题，贪念太多，意志力薄弱，经受不住诱惑，没有建起防火墙。
比如他自己，没什么别的嗜好，就是喜欢打高尔夫球。一些医疗器械公司就投其所好，送他高尔夫球卡，里面有二三十万元的会费。
第二是内部人和代理商联手。1998年，国家药监局人事改革，裁掉了50%的人。这些人中有些去做审批代理，他们到处宣传有内情优势，能够做通司长、局长的工作，如果他们代理审批会加快审批速度。他们医疗器械司里也有内部人跟这些人联手，对这些违纪行为处理起来很难。
“内部人跟老同事吃喝玩，会不由自主地提供信息。”郝和平说。而驻局的监察机构只有三四个人，力度十分有限。
第三是药监权力集中，成了权力关系人关注的对象，“药监官员成了他们获取利益的突破口。”
郝和平承认，临床实验报告、技术检测报告本来是不允许改动的，但有些人为了利益进行了改动。尤其是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随便改动的情况很严重。像OK镜、增高仪等都存在这种情况。
广东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总向他行贿高尔夫球卡，就是因为改动了产品说明书，被停掉了注册。有关人士向他说情，他给予了对方一定的帮助。
想给老伴儿子一个交待
郝和平被控的受贿罪中，总共有5次受贿。2004年初，他的一个老朋友通过郝的夫人付玉清送了19万余元，用于郝和平的儿子装修住房。付玉清曾在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行政部主任，因为这件事，付玉清获刑5年。
另外4次都是接受上海、广东、浙江、陕西的医疗器械公司的贿赂，并为他们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提供帮助。郝和平收取的贿赂中有一辆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轿车，还有3张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
郝和平告诉记者，轿车是浙江嘉兴一个开车行老板给的，这个老板也做医疗器械。还有一个是广东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板，给了他两张卡。另一张会员卡是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给的。
郝和平从1999年就迷上了高尔夫球，一到星期天不打球浑身难受。“现在想来，那个位置风险太大。”他说。
郝和平在北京没有其他亲戚，一直和妻子、儿子生活在一起。如今进了监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俩。老伴付玉清也在天河监狱入监教育监区女队服刑，一个月之后将会去女监。夫妻俩虽然近在咫尺，但一直没有见过面。
谈到判刑入狱，郝和平说，“这件事不一定是坏事，进来看透了世事。”他愿意认罪服法，因为“要给老伴、儿子一个交待”。
